“会通”古今的宋代史学家郑樵

来源:学习时报      发布时间:2021/07/12 08:48:00

郑樵(1103—1162),字渔仲,自号溪西遗民,宋兴化军莆田(今属福建)人,世称“夹漈先生”,宋代著名史学家、文献学家。生平不以科举为务,刻苦力学30年,著述宏富,今存有《夹漈遗稿》《尔雅注》等数种,以晚年所撰《通志》最负盛名。宋高宗赵构对郑樵说:“闻卿名久矣,敷陈古学,自成一家,何相见之晚耶?”郑樵非常注重实学,他的一生,正是“敷陈古学,重视实学”精神的写照。

盖三间茅屋专心读书

郑樵少年时资质颇高,有“神童”之称,他从小就刻苦勤学,立志读天下书,幼时不学犁锄,慨然而有读书志,胸中便以古人自期。他年少时就谢绝人事,闭门读书,发出“欲读古人之书,欲通百家之学,欲讨六艺之文,而为羽翼,如此一生,则无遗恨”的宏大志向。因此,他大量阅读,兴趣非常广泛,对经旨、礼乐、文字、音韵、天文地理、虫鱼草木以及校勘目录等学问都有深入的研究。

郑樵家书籍不多,为了读遍古人之书,通达百家之学,他只要听闻有藏书之家,就直接登门求书阅读,不问对方是否同意,定把所有书都读尽才离开。他注重运用目录法和读书笔记,在博览群书之前,先选择其中的精华,再进行仔细品读,层层深入,反复思索。所以明代内阁首辅陈循发出了“惟有莆田郑夹漈,读尽天下八分书”的赞美。

后来,郑樵在莆田夹漈山上盖了三间茅屋,命名为“夹漈草堂”,用来专心读书。郑樵回忆道:“入山之初,结茅之日,其心苦矣,其志远矣。”郑樵和从兄郑厚曾两次向枢密院事宇文虚中联名上书,陈述为国抗金的志向,但是没有受到重视。于是,郑樵便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寓于笔耕之中,开启了他的修史与著述生涯。正是因为郑樵拥有这种爱国情怀和高远志向,才能够甘愿忍受贫苦艰难的生活。

此后,郑樵提出了“会通”思想,立志要会通古今天下的道理,主张修书的根本,不可不根据仲尼、司马迁的会通之法,延续了司马迁的通史之风。他说:“天下之理,不可以不会;古今之道,不可以不通,会通之义大矣哉!”“会”是融会,“通”是通达,“会通”就是指融会贯通天下之理与古今之道,使之成为一体。正是在“会通”思想的作用下,郑樵在修史与撰述等方面都尽可能的追求广博与通达,将古今道理与天下学问都融合在他的“会通”思想学说之中,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。

郑樵坚持“会通”思想,终成一家之言。他认为史学家修史如果仅根据一代的历史,就不能贯通前代的历史;如果仅根据一部书来撰述,就不能融会天下之书。所以后代与前代的历史,就不能够前后因循相依了。章学诚评价《通志》:独取3000年来的遗文故册,运以别识心裁,盖承通史家风,而自为经纬,成一家之言。郑樵在修史方面,自始至终都抱持着远大理想与志向,所以才能提出“会通”思想而成一家之言。

向农民野老学习实践经验

郑樵在修史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实学思想。他认为实学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、通过实践的方式去获得经世致用的学问与知识。郑樵指出:“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,而以虚无为宗,至于实学,则置而不问。当仲尼之时,已有此患。”他认为不重视实学是自孔子以来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。

郑樵认为“人情事理”可通过自己的反复涵泳体悟获得,但是至于天文、地理、车舆、器服、草木、虫鱼、鸟兽之名,如果不去研究和学习,即使是思考千回万遍也不能够认识它们。因此,他很注重通过实践来丰富自然科学知识,通过游历名山大川来丰富其地理知识,显示出求真务实的实学思想。例如,郑樵亲自实践以求真知,通过向农民野老学习实践经验,到野外去观察动植物的特点情性,又根据《步天歌》来观察和目验天象,循序渐进,由浅入深,获得了第一手的自然科学知识,从物理与科学入手,使他的学问更加扎实深入。

另外,郑樵还具有批判和创新的态度。他认为义理之学尚攻击;辞章之学务雕搜。这些都是从事于语言之末,而非为实学也。另外,他提出《诗》、《书》可信,但不必字字可信;经书既苟且,史书又荒唐;如果求之经传,就会辗转生讹等思想,表现出对古代经典和注释持客观审慎的态度。郑樵还剖析批判了史学界的褒贬之风,斥责其为“妄说”“欺人”,并且反对天人感应说,认为灾祥怪异之说是“妖学”“欺天”。

郑樵不仅酷爱读书,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学家。他拥有大量的藏书,通过对图书的搜集、典藏、分类、编目、校雠、考证、文献研究和实践经验,创造性地提出了“求书八法”“类例”等概念,并对校雠学、目录学、图谱学、金石学、分类法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昆虫草木学等进行了大胆革新,集中体现了郑樵的创新精神。

顾颉刚认为郑樵是中国历史上很可注意的人,他有极高的热诚,极敏锐的眼光,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。郑樵一生藏书数千卷,著书千卷,可谓是史学界和藏书学界的大家,留下了大量的精神遗产。由于他对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极高热诚和巨大贡献,所以郑樵也被称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。

朱熹慕名前来拜访

郑樵一生命运坎坷,亲人相继过世。但是他笔耕不辍,孜孜不倦。郑樵少年时不应科举,无心仕进,三次被举孝廉,两次被举遗逸,都被他辞掉了,可见他一生淡泊功名利禄,潜心于修史著书,曾几次向朝廷献书,并求到秘书省翻阅书籍,为其修史著述做准备。在被朝廷封官之后,郑樵因不附权贵,屡遭弹劾。

宋代理学家朱熹曾慕名前来拜访郑樵。郑樵以“豆腐、白盐、白姜、荞头”这样极其简单的食物待客,并与朱熹扺掌而谈了三天三夜,朱熹钦佩于郑樵的博识多闻。尽管食物粗劣,但是朱熹仍然很高兴地说,此“四白”乃山珍海味齐全也。

郑樵在《夹漈遗稿》中写道:他在无论多么困难恶劣的环境中,都没有虚度光阴、浪费时间,从未中断写作,厨房中看不到烟火,但是诵读记忆没有断绝过。如此一般,经年累月,潜心于修史著述,体现出郑樵锲而不舍、勤奋有恒的精神,以实现他“成一家之言”的目标。

秦桧当政时,下令严禁民间私人修史,违者以罪论处。郑樵为了完成《通志》,在夹漈山居住30年,远离人世,一心修史,包括宰相赵鼎、张浚等士大夫都十分器重和敬仰郑樵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,宋高宗下诏命郑樵进呈《通志》,郑樵因积劳成疾在临安与世长辞,享年约59岁。

郑樵介绍《通志》说:“其书上自羲皇,下逮五代,集天下之书为一书,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。”郑樵以淡泊名利的精神,勤奋不懈的追求,走过10年访书、30年著书的艰苦历程,几十年如一日地刻苦读书、潜心修史,最终完成了《通志》这部史学鸿篇。《通志》涉及诸多知识学科领域,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,并与杜佑的《通典》、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并称“三通”。

梁启超高度评价郑樵的史学贡献,“宋郑樵生,左(左丘明)、马(司马迁)千岁之后,奋高掌,迈远蹠,以作《通志》,可谓豪杰之士也”。史家中,“朱子前一点,最伟大的是郑樵”。郑樵淡泊名利、潜心修史的精神,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。(潘志宏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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