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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点外卖的打包盒不要扔掉，洗干净以后带回家来，我和你爸去山上摘茶叶带冷饭的时候用得到。”
今天上午妈妈带奶奶来县城看病，由于来得太晚，午饭时间已过，家里又没准备菜，没办法只好点了外卖给她们，没想到我妈回去以后还要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把打包盒留着。
说起来，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太节俭了，而且还带着全家人节俭，喝过的矿泉水瓶、饮料瓶都不让扔掉，要统一堆放在阳台角落里，等收集满一整个米口袋就卖掉。
妈妈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，至今大字不识一个，说难听点，到县城想上厕所都不知道进哪个门，但是她“三观”很正，从不会投机取巧钻空子、走捷径。
还记得我上五年级的时候，弟弟5岁多，爸妈就张罗着要送他上小学，这样我就可以照顾他两年，带着他适应学校生活。
“你家小孩没有满6岁，没法办理入学。”我带着我妈和弟弟到学校报名的时候，招生老师才告知入学年龄要求。
农村信息闭塞，而且以前各项教育政策都不太透明，入学要求也不如现在这样严格，身边有不少低龄入读一年级的情况，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现象。
听到招生老师的话，我妈明显一愣，有些疑惑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因为政策要求很清楚—不到年龄就不能上学。
“怎么把阿弟带回来了？不是去读一年级了吗？”村里的李阿姨看到我弟回家，心里充满了疑问。
“老师说要满6岁才能上一年级。”我妈如实回答。
“你们可以找找关系，送送礼，不满6岁也能上，去年我表姐家小孩不满6岁也进去了。”李阿姨还想帮忙牵线搭桥，“准备3000块钱就行，我家的孩子明年也要上学，所以问过我表姐，她说可以帮忙联系老师。”
我妈这才明白那些不到年龄的小孩也可以读一年级的原因，不过她很果断地拒绝了：“这种事情不能干，国家规定的政策，我们老百姓不能违背。”
我知道，我妈内心是非常渴望让我弟去上学的，但以她的行事风格来看，如果要用求人送礼的方式争取，那宁可不要这个机会。
第二年9月，我妈又带着弟弟到学校报名，这次按照正常流程办理，成功进入学校就读。
当时不明白我妈的心思，还觉得她有些憨、有些固执，明明自己内心很渴望，而且别人也告知了入学方法，但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长大后，见得多了，才慢慢懂得这种品质的可贵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留在上海工作，也遇到和多数年轻人一样的烦恼：亲戚朋友总是觉得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比较稳定，一心想让我们进体制内，而我们自己则想在大城市闯荡一番，过自由自在、不受父母拘束的生活。在上海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家人亲戚朋友都劝我回来考公，说我这么好的学校毕业，找人说说情，就能安排个好单位，工资高、工作轻松、休息时间多，以后还有退休金，比上海打工好。
对于此类“好心好意”，我妈都毫无例外，一一拒绝了。
其实她的思想很传统，老听别人说公务员好，所以也希望我回来，但绝对不是用这种违法违纪的方式。
她总是和我说：“妈妈一直相信你能靠自己的实力过上好生活。”我妈就是这么正能量，说的话听起来有点矫情，有点理想化，但这些年却一直激励着我，靠自己的实力从小山村走到大上海，去读书学习、工作生活。
不过，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，要在上海安家确实难如登天，正好遇到普洱市党政储备人才引进政策，刚好自身条件也符合，于是就选择回来家乡工作了。做出这个选择，我妈也很支持，往小了说，可以照顾父母家庭；往大了说，普洱养育了我，我也是希望自己学有所成，回来建设家乡。
回来工作后，有的亲戚朋友说我爸妈也可以享福了，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进入体制内，端着铁饭碗，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。可我妈却不这么认为，她说作为公家人，吃着公家饭，是要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，不是为个人家庭服务的。
从没想到我妈觉悟这么高，再一次刷新了我对她的认知。
回想这些年，我妈虽然只是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，但是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着家里的人，让我们在积极健康向上的家庭环境里慢慢长大成人，成长为道德品行优良的人。
我想这就是家风，就是无声的教诲吧！（雷红艳 || 责任编辑 高彩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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